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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涛


　　在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只有同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经贸强国。


　　贸易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经贸强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我国各地区经贸的协调、均衡发展。


　　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很大程度都会遵循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经贸新规则层出不穷，也制约着一些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我国应该加速促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尽快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并逐步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为尽早实现经贸强国战略铺平道路。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展我国经贸强国战略，需要有坚实的经贸实力做基础。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是稳固我国实体经济和经贸发展的重中之重。对内而言，不仅需要我国各产业（产品）不断向价值链两端延伸，以提升增加值含量，实现价值链的“梯级”发展路径。同时，还需要继续实施出口结构优化和调整政策。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贸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外，我国应该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加大与沿线国家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价值链。此外，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谈判，了解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结合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积极应对，争取其中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国际分工体系日趋细化，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交织并存。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专业化分工日渐盛行，我国正是借助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参与这种垂直生产网络。此外，我国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也为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外部条件。几十年来，我国在本土技术积累和贸易利得的提升上都取得了质的飞跃，正努力向着制造强国和经贸强国迈进。


　　高端制造业是成为经贸强国的重点领域


　　金融危机后，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战略考虑，美国政府提出要“重返制造业”，德国政府也推出了“工业4.0”战略。2015年，我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此时，我国提出制造业强国战略也正逢其时，这折射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对于各国而言都至关重要。《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利用这十年的时间，使我国迈入制造强国的行列。


　　制造大国只能创造经贸大国，制造强国才能缔造经贸强国。随着我国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也不断提升。客观地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第一，由于参与全球分工地位不同，我国制造业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也就是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组装等环节。而增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则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据着，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低的根本原因。第二，我国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第三，我国工业品的制造品质和增加值相对偏低，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世界制造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上述国家能造什么，中国也能造什么，但是内涵在制成品中的人力资本等要素含量相差还较大。第四，我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差距较大。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将是打造我国成为制造强国和经贸强国的重点领域。如何有效发展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需要从内部条件下功夫，最主要的是创新，无论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还是模式创新等。在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只有同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经贸强国。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是经贸强国的微观基础


　　对于国家而言，提升本国的全球化水平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关键是把全球价值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各国需要清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里有两个判断因素：一是国家经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和国内价值创造能力；二是国家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层面所处的位置和能力。产业或者企业从资源密集型活动到低、中、高技术制造服务活动，再到高增加值的知识型创造活动等，表现出生产活动的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就是从一体化融入到不同层面的升级过程，整个价值链呈现“梯级”发展路径。


　　资源型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可以通过吸收外国投资来发展加工制造业，逐步提高国内增加值，从资源比较优势向规模经济跨越。对于拥有技术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关键在于，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值创造能力，以此向价值链技术更高、更复杂的环节发展。可见，国家既要一体化于全球价值链，还要在价值链中获得升级，就必须利用国内要素禀赋和条件，在价值链上获得成功发展路径。


　　产业的不断跃升，不仅提高了贸易产品品质，外贸企业吸引外资的质量也会得到提升。产业如何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从微观角度看，产业投入中包含的高端生产要素比重越来越大，如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创造的增加值提高。对于外贸企业亦是如此，企业的转型升级就是向价值链两端增值率高的环节延伸。我国制造业向高技术生产环节攀升，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加值也会提高，诸如这样的外贸企业吸收的外资自然会投资在这些高端制造生产环节。从要素构成看，高端生产环节需要投入高端生产要素，外资也相应投在高端要素上面。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当产业或者产品沿着价值链升级，必定会提高经贸产品质量，经贸质量的跃升是我国迈向经贸强国的微观基础。


　　转变贸易模式是经贸强国之路


　　当前，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经贸不仅获得了较大发展，还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随着经贸实力的增强，我国产业（或者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也会发生变化，生产格局的变化也会导致贸易模式转变。我国提出要努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均处于增值较高的环节，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都在“微笑曲线”的两端。


　　我国企业技术的进步和“走出去”战略已实施多年，很多企业正在闯出一条产品、技术、服务“全产业链出口”之路。在这种背景下，部分产业或者产品可以构建国家价值链，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生产独享型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丰富要素禀赋和各种比较优势，构建完整的全产业价值链。当然，这种模式与封闭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完全不同，这是技术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型模式。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更多体现在我国制造业部门参与全球化分工下比较优势的转变，尤其是出口结构的提升，从而实现更加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在亟须转变贸易模式，继续实施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政策，适度调控一些高排放产业的出口规模。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是今后我国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从制造与出口“两高一资”产品获得粗放型增长，到代工和贴牌生产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加工贸易产品，再到实现“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产品的不断扩大，生产和贸易结构出现巨大提升。国家需要通过技术、管理、创新等多轮驱动获得国际竞争新优势，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促使我国企业朝着生产高增加值产品方向发展，进而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福利。


　　贸易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经贸强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我国各地区经贸的协调、均衡发展。伴随着我国各地区资源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贸易模式也要随之变化。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渐进式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转变。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也势必会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这种渐进式的结构优化过程，终极目标是把我国的对外经贸做大、做强，从而实现经贸强国战略。


　　“一带一路”是经贸强国的重要机遇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签署了有关合作备忘录，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相互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众所周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重在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正如习主席提出，未来十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较现在的规模翻一番还多。


　　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沿线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我国的工业制成品也受到沿线国家的青睐，出口规模也增长较快。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我国与沿线国家将有更多的支持政策和措施出台，加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贸易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透明，这些都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基础保障。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仅可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互联互通，也会提高我国贸易增长率，高端领域的经贸合作还能促进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带动我国富裕产能和资金“走出去”，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还可以加强同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促进产业间的合作。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根据这种特点，我国可以加大与沿线国家产业链方面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价值链。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最主要的是扩大了双边经贸联系，在数量上促进我国的经贸规模、在质量上提升我国的经贸品质。从价值链的合作看，沿线国家能提供我国一些稀缺的资源和资金，而这些生产要素恰好可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发展，成为我国实现经贸强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为了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不仅应该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还要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积极扮演制定者的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且主导着国际经贸的发展方向。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很大程度都会遵循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经贸新规则层出不穷，也制约着一些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我国应该加速促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尽快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并逐步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为尽早实现经贸强国战略铺平道路。


　　当前，全球形成了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东西两大格局。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是美国主导的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在多边贸易规则难以向前推进的背景下，其转而着力推行区域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美欧借此一方面另辟蹊径以重新获得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以高水平、高标准的区域安排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设置高准入门槛，削弱其话语权。当前，正在紧锣密鼓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以及国内加快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等，都需要我国积极参与或者勇于应对贸易投资新规则。


　　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的实现。当前，区域贸易发展较为强劲，区域贸易格局直接影响多边和诸边贸易的发展，所以，我国应该参加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并积极参与各项经贸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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